在2022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瞄准‘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的目标，组织实施好乡村建设行动，特别是要加快防疫、养老、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高乡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近日，中国农科院乡村振兴学院举办第44期农经观察，与会专家和基层代表围绕“千万工程：提高乡村基础设施完备度的政策选择”主题进行会商研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基本实现全面通电、通水、通公路、通电话、通客车、通网络，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超过73%，农村生活污水乱排乱放现象基本得到管控，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28%左右，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基本实现全覆盖，生活垃圾进行收运处理的自然村比例稳定在90%以上。

　　在谈到推进乡村基础设施完备度的重要性时，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党组书记张合成指出：“很多人认为乡村建设代价太大、成本太高，但路能不能通、公交能不能坐、污水能不能处理，一目了然，基础设施完备度是农民‘看得见’的幸福。”

　　乡村基础设施是否完备，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认为，要从“设施的数量和质量是否满足需要”“各项基础设施之间相互配合衔接得怎么样”“建设、管理、应用的可持续性”这三个方面来看。他强调，基础设施完备度不可能超越发展阶段、发展水平来建设，所制定的全国标准应是一个底线要求；要分阶段推进，明确优先指标；要考虑城乡一体化要求；要满足农民生产生活需要；要考虑未来乡村人口减少、村庄减少的趋势，避免投资浪费。

　　在提高乡村基础设施完备度的指标选取上，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何龙娟建议，应以优先抓好农民急需、普惠性高、兜底性强、带动面大这个关键任务为核心，通过引领性指标和带动性指标相结合，构建一个既符合国家层面需要，也符合地域特色的多层级评价指标体系。

　　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建筑所研究员程勤阳则以农村道路完备度为例，探讨了乡村基础设施完备度的测算方法。他发现，在农村道路完备度上，东部和中西部差距很大，影响省际之间道路完备度差异的关键因素包括农村人口密度、工程建设难度、建设资金可获得性等。因此，他提出，应研究基础设施完备度的各项影响因素，分阶段设计提高完备度的策略并安排精准的支持政策。

　　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主体、推进主体应该是谁？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高原指出，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投资大，资本周转时间长、使用周期长，未来收益具有不确定性，大部分乡村基础设施项目以公益性为主，这一性质决定了，乡村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的主体应是国家，同时吸收社会资本和村庄集体参与和协同。

　　“现在农村建设资金来源非常多元化，建设主体相对来讲也比较多元化。”中国城市发展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教授级高级城乡规划师高宜程提出，在构建县域统筹实用性村庄基础设施规划与建设管理体系方面，建议建立县域统筹的政策、技术体系、规划类型、建设队伍、资金筹措、政策保障六个体系，保障村庄基础设施建设的实用性和落地性。

　　基层代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副县长李美娜反映，当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主要是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和地方财政资金，大部分权限在上级部门，资金来源单一且保障不足，直接制约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

　　在优化财政资金管理和利用的机制上，高原建议，应探索对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相关财政资金进行打包和整合的最优机制设计，探索建立能够明确不同项目功能及其互补关系的乡村基础设施项目库，在加强资金监管、防止挪用的前提下，明确权责，赋予地方相机施策和统筹资金的自主权。同时，他认为，有必要探索创立合适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来支持和保障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信用融资。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农委副主任、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会长、农经观察学术指导陈晓华指出，当前，基层在引导更多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投入上，积累了很多经验。“怎么把基层的实践上升为政策？这是需要考虑的。”他提出，当社会资本等进入后，如何让利，如何分配运营权，都需要讨论。

　　魏后凯强调，多元投入机制的关键，是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怎么分工。“虽然我们说乡村的基础设施政府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我认为乡村振兴、乡村的发展，市场还是要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他认为，要关注怎么引导社会资金进入、怎么能够让农民参与进来等问题。

　　张合成提出，要警惕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的事农民办”的观念。他认为基础设施投资主体一定是政府为主，不能把所有的责任推到社会上、市场上；同时，要解决实施主体分散性导致的“三个和尚没水吃”的问题。

　　“近几年建设项目主要集中在典型村和重点村，发展不平衡。现在基础设施维护基本靠村干部和公益性岗位人员，专业性不强、随意性大。”会上，基层代表、甘肃省庄浪县南湖镇大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石达反映，当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存在项目资金审批难度大、后期维护运营难度大、村镇普遍缺乏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划等问题，他建议增加项目和资金的投入力度，将村镇基础设施维护纳入财政预算。

　　基层代表、北京市平谷区刘家店镇副镇长王小建也反映，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建设和使用管理分离、部分建设内容与实际脱节等问题。他建议，制定的内容和标准应符合实际、因地制宜，让村民多参与；同时，要加大村集体经济建设的扶持和指导力度，村集体有了经济实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乡村建设的内生动力和运维的问题。

　　张合成与陈晓华均认为，把乡村基础设施的管护责任完全交给农民是不可取的，要结合实际，探索多元管护机制。

　　“基础设施要获得良好的、持续的运营，还需要与产业、生产生活进行对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崔凯建议，可以从五级负责制的角度明确责任和义务来制定管护的标准，探索市场化运维模式，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通过党建引领来强化监督，强化“建管用”整个监督体系和制度。

　　基层代表、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强村富民综合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长李宗奇则希望，中央和省、市、县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并建议采取“以工代奖”的方式实施。“这样既可以增加农户就近就业的工作岗位，也可以增加农民的务工收入，更能有效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他说。